晁错削藩（晁错削藩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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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何理解汉景帝时期的晁错晁错晁错削藩

　晁错是西汉文景时期的著名政论家，他才学出众，削藩削藩勇于任事，读音深受文、晁错晁错景两帝的削藩削藩器重和宠信。景帝前元三年，读音御史大夫晁错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央集权与诸侯割据的晁错晁错尖锐矛盾，消除王权对皇权的削藩削藩严重威胁，巩固大汉王朝的读音封建统治，建立千秋功业，向汉景帝上书《削藩策》，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景帝为实现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是，开始“削藩”。晁错力主“削藩”，无疑是忠于汉室、维护汉王朝封建秩序的正确政治主张。景帝通过“削藩”，使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的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实现了“强干弱枝”的目的；朝廷“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并且收夺盐铁等利源及其有关租税，使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施行“削藩”之策，切实强化了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然而，力主“削藩”的功臣晁错，在“削藩”的斗争中，却被冠以无臣之礼、大逆不道的罪名，腰斩于长安东市。晁错之死的前因后果何在？

晁错力主“削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巩固汉室江山。汉初的诸侯势力是历史形成的，刘邦与各路诸侯是盟主与盟友的关系，是为了反楚结成的统一战线。刘邦称帝后，诸侯势力很大，如果急于强化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汉室江山就有可能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因此，刘邦只得论功行赏，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藏茶、长沙王吴芮。可当汉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初步恢复后，刘邦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汉室统治，便开始了剪除异姓王的斗争。这场政治斗争历时八年，几个主要异姓王先后走死逃亡。如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燕王藏茶被杀，后被封为燕王的卢绾逃往匈奴。在消除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错误地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同心同德屏藩汉室，便又陆续分封自己的子侄为王，共九个诸侯国。虽然，异姓诸侯王被剪灭了，但中央集权与诸侯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九个同姓诸侯王依然是皇权的潜在威胁。

汉文帝即位后，除保留旧有的诸侯王外，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由于文帝推行黄老政治，在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同时，也使诸侯王势力得到了恶性发展，导致刘氏宗室内部在皇权与王权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矛盾。文帝三年（前177）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三年后，淮南王刘长又阴谋反叛，被朝廷发觉。文帝罢去淮南王的封号，将刘长发配蜀郡，刘长在途中绝食而死。对此，贾谊上《陈政事疏》，指出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同姓王并不比异姓王可靠，诸侯国最后都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领土，缩小诸侯王的领地，以削弱他们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但仁厚的汉文帝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并未积极果断实施，只是在齐王刘则死，无子嗣位的情况下，才分最大的齐国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导致诸侯做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从而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根。

到汉景帝时期，诸侯的势力恶性膨胀，像齐国有七十多座城，吴国有五十多座城，楚国有四十多座城。有些诸侯不受朝廷的约束，特别是吴王刘濞，更是骄横。他开铜矿，铸钱币，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使吴国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他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长。他长期称疾不朝，吴国俨然是与汉朝平起平坐的独立王国。至此，相信朝廷之上很多人都会清楚诸侯王国照此发展的结果是什么，但谁都不愿意触及这敏感而尖锐的话题，唯有御史大夫晁错心忧汉廷，力主”削藩”：“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晁错之忠，日月可鉴。

景帝采纳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景帝前三年正月，汉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遍告各诸侯，同时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消息传来，胶西王刘?、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配合起兵。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反叛后，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气势汹汹。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景帝得知七国叛乱，立即派中尉周亚夫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联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虽然有了应对之策，但能否最终平叛，景帝心里没底，狐疑不定。恰在此时，暴露了晁错力主“削藩”并不是纯粹的“公义”，还夹杂着自己的“私货”，他欲借机公报私仇。司马迁说：“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这里讲的“欲报私仇”指晁错企图利用镇压吴王刘濞叛乱之机，借景帝之手，杀掉自己的政敌袁盎。袁盎与晁错有很深的隔阂，晁错升任御史大夫后，曾派官员查核袁盎接受吴王财物贿赂的事，确定袁盎有罪，景帝下诏不再追究袁盎的责任，而把他降为平民。吴楚叛乱伊始，晁错对属下说：“袁盎接收了吴王的许多财物，专门为他遮掩，说他不会反叛。现在反叛已成事实，我打算请求处治袁盎。他必当知道叛乱的阴谋。”属下说：“事情还没有暴露出来，就惩治他，可能中断叛乱阴谋。现在叛军向西进发，惩办袁盎有什么好处呢！再说袁盎也不该有什么阴谋。”其实，属下知道晁错与袁盎关系紧张，极度不睦，晁错只是想要趁机报复袁盎而已，所以不赞同他的建议。晁错犹豫不决。袁盎已是一介草民，可晁错还是不肯放过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其心胸狭小犹如针孔。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指出：“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三者可以养德，亦可以远害。”宽是五种嘉行之一，是仁之为德的基本内容。人言晁错学贯儒法，可他并未得其真义，徒有虚名罢了。袁盎既有其刚正的一面，又有其刁专的一面，虽然才华不及晁错，但玩“术数”要胜于写过《言太子宜知术数疏》的晁错。

有人把晁错的打算告知了袁盎，袁盎很害怕，连夜求见朝廷中与晁错有矛盾的官拜为太子詹事之职的窦婴，对他说明吴王叛乱的原因，希望能面见景帝，当面说明原委。窦婴入宫奏报景帝，景帝召见袁盎，问袁盎有什么退敌妙计，袁盎趁机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袁盎比晁错更精于算计人，此计之妙，妙不可言，堪称厚黑学的经典案例。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决意把晁错当做替罪羊斩杀，以消除国家危机。然而，朝廷众臣却没有人为晁错求情，向景帝说明这只是袁盎一厢情愿的臆想罢了，犯上作乱，抱的就是鱼死网破之心，斩晁错无济于事，反倒会堵塞言路，造成大臣噤若寒蝉，不利于国家的治理。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责怪众臣。晁错为人峭直刻深，弄得朝堂之上，不是政敌，就是仇人，人家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请。于是，忠于汉室的晁错被腰斩于东市，并被灭族。李贽说：“晁错区区欲图袁盎，自速反噬，无足怪也。”所谓“无足怪”，是说晁错之死是自取的。景帝诛晁错，使七国叛乱没有了借口，但七国仍然不肯罢兵，彻底暴露了其推翻景帝政权的真实面目。于是，追悔莫及而又愤怒不已的景帝，决定不抱任何幻想，坚决以武力平息叛乱。汉军很快平定了叛乱，刘濞逃到东越，为东越王所杀。其余六王皆畏罪自杀或被杀，七国被废除。

其实，晁错并非是智慧超群的高人，自从他一味建言“削藩”并为景帝采纳后，他的两只脚，就一只踏进了阴间，一只留在了阳间。面对诸侯势力不断膨胀的情形，群臣皆会意识到“削藩”是不可或缓的要务，也会勾勒出如不“削藩”诸侯王国未来发展变化的轨迹，预料到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火并的结局，然而，谁都不敢干涉刘氏“家事”，因为弄不好自己就会成为刘氏宗室内部皇权与王权斗争的牺牲品。晁错只意识到，朝廷如若顺利“削藩”，首功则在己，自己即会因政绩显赫，备受景帝宠信，赢得总领百官的丞相之职，同时，也会力挫持不同政见者，消解自己耿耿于怀的宿怨。但不知晁错是否意识到如若“削藩”失败，他极有可能会被“削职”甚至“削命”，风险甚巨。这一点，就连晁错的父亲都看明白了。听说晁错上书《削藩策》，他从颍川老家赶到京师，对晁错说：“皇帝刚刚即位，你辅佐君主执掌朝政，削弱诸侯王的封地，疏远皇室的骨肉之亲，人们的议论都怨恨你，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晁错说：“只能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天子无法尊贵，国家不得安宁。”他的父亲说：“这样做，刘氏的天下安宁了晁氏却危险了，我离开你去了！”于是，他的父亲回到老家服毒自杀了，临死前说：“我不忍心见到大祸临头！”果然，此后过了十多天，吴、楚等七国就以诛除晁错为名举兵叛乱。欲建非常之功，必为非常之人。晁错虽被称之为景帝“智囊”，建言献策，多有真知灼见，但从他因力主“削藩”而遭诛杀一事看，他还缺少足够的政治智慧，甚至可以说是政治上的低能儿。“削藩”的复杂性、艰巨性、风险性深不可测。才华横溢的贾谊之所以仕途坎坷，最后郁郁而终，主要原因在于他提出“削藩”之策，不合时宜，受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排斥和倾轧。可见，力主“削藩”，不讲时宜，不权衡利弊，同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不讲策略，不苦心研究应对之策，个人失败的几率是很大的。晁错只提出了“削藩”的主张，而没有周密谋划应对“削藩”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极端情势，因此，景帝面对“削藩”造成的“七国之乱”缺少充分的思想和军事准备，以至于吴楚起兵，浩荡西向，景帝迫不得已“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以图消弭叛乱。汉景帝本是心狠手辣之人，曾在博弈中打死刘濞之子，对豪族大户的打击也毫不手软，后来他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囚禁功臣周亚夫至死，身为景帝之师的晁错，却没有看透景帝的为人，梦想火中取栗，实在不能算作是聪慧之人。

回过头来，再说景帝诛晁错是否盲目。我想，景帝诛晁错用意颇深：其一，诛晁错，以去掉吴楚联军“诛晁错，清君侧”的借口，使反王因师出无名而不得不罢兵，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反王更相信这是一种欺诈，秋后算账是不可避免的。其二，诛晁错后，如反王继续挥戈京师，很明显就是造反，要推翻景帝政权，由此天下人就不会再受蒙骗，从而同情和支持景帝平息叛乱。经过高祖、吕后、文帝乃至景帝的治理，百姓生活不断改善，社会日益安定，因此，反对诸侯造反，维护景帝政权，是民意所在。那么，“失道寡助”，吴楚联军就会因陷入孤立被动的不利地位，而导致失败。在人心向汉的情形之下，处于犹豫观望的诸多诸侯王也会权衡利弊，不想与叛军有瓜葛，甚至会为显示忠心，主动攻击叛军。因为反叛朝廷成功甚难，即使成功，还会有争夺皇权的杀戮，总之，“削藩”总比“削命”要好。这就更增加了景帝平叛的胜算。可见，诛杀晁错，是景帝一经袁盎点拨，便高度认同的正确的战略之举。

景帝在“削藩”招致部分诸侯王反叛的国家危机中，要缓解皇权与王权的矛盾，恢复被损害的秩序，最简捷最容易撇清关系的办法，就是嫁祸于人，寻找替罪羊，把灾难之源和罪错之责归咎到受害者身上，并将其杀死，使之成为敌对双方和解的牺牲品。而晁错力主“削藩”，替罪羊的标记太明显了，被揪出来斩杀，是很自然的事情。从当时的情形看，景帝无论是为了反王罢兵，还是为了剪除反王，晁错都在劫难逃，死定了。套用罗伯斯庇尔极为煽情的暴力口号，叫做“晁错必须死，因为祖国需要生！”

如何理解汉景帝时期的晁错削藩

晁错是西汉文景时期的著名政论家，他才学出众，勇于任事，深受文、景两帝的器重和宠信。景帝前元三年，御史大夫晁错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央集权与诸侯割据的尖锐矛盾，消除王权对皇权的严重威胁，巩固大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千秋功业，向汉景帝上书《削藩策》，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景帝为实现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是，开始“削藩”。晁错力主“削藩”，无疑是忠于汉室、维护汉王朝封建秩序的正确政治主张。景帝通过“削藩”，使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的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

你怎么看待“晁错削藩过急”的说法？

其实不管晁错削藩与否，最终诸侯王都会作乱。因为诸侯王的强大会直接威胁中央的统治，威胁中央集权。无论是汉文帝、汉景帝还是后来的汉武帝，对于诸侯王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坚决镇压，只不过是手法不同。

汉文帝的时候，由于实力上的不足，因此采取了十分温和的态度，并没有对诸侯王采取太多的限制措施。而到了景帝的时候，晁错提出削藩的建议，汉景帝盲目的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才最终酿成了“七王之乱”。幸好有名将周亚夫坐镇，才迅速平定了叛乱，否则可能就要江山易主，帝业难续了。

到了汉武帝时，出现了一个十分牛叉的人物，这个人叫做主父偃。他提出了一套方法，叫做“推恩令”。采用逐级弱化的方法，用温水煮青蛙的模式，将诸侯王的权力越缩越小，从而达到削弱的目的。

期间也导致了诸侯造反作乱，但都被汉武帝迅速的平定了。通过推行“推恩令”，诸侯对中央的威胁被彻底解除了，他们成了一群有名无实的人。晁错无过，景帝之责因此削藩过急的并不是晁错而是汉景帝，是他错估了形势，盲目推行晁错的理论。七王之乱发生后，为了让反王没有作乱的口实，腰斩晁错的汉景帝是一副典型的背信弃义嘴脸。

站在晁错肩膀上的主父偃

晁错是个理论家，缺少实践的经验和历史上可以借鉴的东西，但是却是开先河者。主父偃吸取了晁错失败的教训，结合自己的谋略提出了“推恩令”。

“推恩令”有理论、有体系、有步骤、有方法、有应变。因此主父偃既是第一个出色的理论家，又是一个实践者。强弱之势，变乱之源

诸侯会不会作乱，取决于诸侯与中央实力之间的对比，如果诸侯国的实力强大，作乱是必然的。如果中央政权强大，诸侯削弱，他们想造反也是不可能的。乱与不乱，强弱之势也。“清君侧，诛晁错”不过是诸侯的口实而已。

从顺应潮流到强行干预，谈谈晁错削藩背后的儒道之争

自古以来，我国的封建帝王都要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平衡中央和地方诸侯的关系。如果地方势力过大，那么中央就会逐渐丧失对诸侯的限制能力，最终沦为有名无实的统治者，眼看地方诸侯做大，最终威胁中央，像周朝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中央对地方的压迫过于严苛，那么诸侯往往会格外团结、抱团对抗中央，动摇王朝的统治根基，比如汉朝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指汉景帝时期，以吴王为首的七个强大的诸侯国因为景帝削藩而联合反抗汉朝的统治一事。此事一度令景帝十分恐慌，若非名将周亚夫力挽狂澜，那么大汉的 历史 有可能被改写。

引发这场巨大灾难的导火索，是景帝信赖的大臣晁错，正是他坚持己见，催促景帝削藩，才使得七国诸侯不甘被削弱，最终采取了军事行动。晁错对削藩之事的态度如此坚决，除了政治需要外，其背后更是儒家和道家关于治国之道的一次激烈碰撞。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去世，其子刘启继位，也就是汉景帝。 景帝二年，也就是文帝去世仅仅两年后，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晁错便大力建议景帝削藩。

晁错曾先后担任过太子舍人和太子家令，因为其才智过人，善于分析问题，被刘启视作智囊。所以在晁错的大力支持下，景帝加快了削藩的脚步。

之所以说加快削藩脚步而不是开始削藩，是因为这件事在文帝和贾谊联合执政时便已然出现了：

文帝去世后，削藩的相应工作以及之前取得的成果也被景帝继承。按理说此时景帝刚刚接受到过渡的权力，还没有有效建立起完成从属于自己的权力架构，不应该施行过于激进的执政策略。

毕竟在许多潜在问题和隐患没有暴露前，保持稳定和维护朝堂秩序才是当务之急。 没有彻底解决军功集团尾大不掉和刘氏集团人心不齐两大 历史 问题前，景帝最好的选择是令两方互相制约，他才可以更从容地从中寻找能为自己提供帮助的助力。

然而晁错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在此刻却没有拿出符合其地位的表现，他不仅没有帮助景帝安抚住新君渴望青史留名的躁动之心，还凭借着自己三公身份以及过去和刘启建立的深厚友谊，屡次和刘启建议用严格的手段去削藩。

起初，景帝对此事也是抱有怀疑，于是开启朝堂辩论，窦婴、袁盎等大臣都对晁错的建议感到不满，可是却碍于其地位不敢做出激烈反抗，这也为最终景帝全盘接受了晁错的建议埋下了伏笔。

随后，景帝即刻着手削藩，而七国之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也快速爆发， 回顾此事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说晁错基本是凭借一人之力引发了这场灾祸。

诚然，地方诸侯势力过大最终伤害中央，这种例子在我国古代封建 历史 中屡见不鲜，中央采取政治手段遏制地方诸侯也是正常举动。然而，晁错之所以大力要求景帝削藩，除了政治目的外， 其背后更是他所站台的儒家和汉朝坚持的道家黄老之术的一次激烈碰撞。

从惠帝到文帝，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道家思想作为治国之道，即使在吕后引发了诸吕之乱时，这一点也没有改变。文帝更是此思想的坚定拥趸，将此思想全盘传递给了自己的皇后，也就是景帝时期权倾朝野的窦太后：

当时，整个朝堂上的大臣，基本都要接受道家思想的洗礼，晁错也不例外， 然而，虽然他表面上没有出现抵触情绪，但是他从骨子里却是儒家最坚定的拥护者之一。

儒家思想有两大内核，第一是等级制度，第二是仁政思想。通过"等级制度"，把 社会 的各个群体进行分级，让各个等级的人各安天命。强调"克己复礼"，所有人凡事从自身找原因，克制自己的欲望，这样统治者统治起来就方便。

按照儒家思想来看，汉朝的统治出了很大问题。儒家十分重视君臣之别， 然而汉高祖刘邦却是用宗族血脉维护去维护皇帝和诸侯的关系，这就是关键的矛盾冲突。

高祖和诸刘之间君臣之别肯定存在，否则我们也不会看到其兄刘喜，其父刘太公在高祖面前的小心翼翼，但是高祖却从来不主动提出这点， 而是巧妙地绕过去了。

刘氏宗亲们的战功肯定和韩信等人无法比，可是他们却能取代异姓诸侯王，成为笑到最后的地方大员， 这是因为高祖晚年希望借助血脉宗亲的力量维护刘氏江山，而非刘邦一人的江山，因此对他们在表面上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而这种尊重自然牺牲了儒家严格推崇的森严等级制度。

当然了，出现这种原因，和高祖本人厌恶儒生，做事风格流氓化也有很大关系。

总而言之，汉朝建立初期，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多方或主动选择，或被动接受道家思想，而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因此儒家思想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所以晁错这次大力倡导削藩，本身也是希望以自身高位推动儒家再次崛起的行为。

在了解晁错政治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博弈后，让我们回到事件表面，来探究这种行为到底是对还是错，为了得出结论，我们不妨对比下文景二帝的削藩手法。

首先说文帝，这位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皇帝执政手法极其高明，对局势的掌控较为稳健，在成功削弱了军功集团的势力后，文帝也将目光投向了刘氏诸侯，他以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为方针， 打破嫡长子继承制度，让诸侯的子嗣陷入内斗，分裂其固有的封地。

再说景帝，在晁错的大力要求下，景帝继位不久立刻进行削藩，如果只看这两年，我们很难公正客观地用如此短暂的时间去评价景帝整体的削藩手段，只 能说他是在继承文帝削藩的基础上，将这一个问题中潜在的矛盾迅速激化，戳破泡沫。

简而言之，景帝和文帝的削藩手法差别不大，唯一的区别就是景帝没有理解时间的伟大红利意义， 因为晁错的进谏而将一件百十年的长久工程强行缩短到一年之内。

正是因为这一区别，汉朝随后发生了七国之乱。在这场事件中，占据东部富饶地区的七大诸侯联手后的势力十分强大，具备了推翻景帝的法理基础和军事力量。若非名将周亚夫力挽狂澜，大汉的 历史 很有可能被重写。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二者相比，还是文帝的削藩手法更加高明，如果这种方法延续下去，那么绝大多数诸侯的子嗣都将分为两部分： 有继承权的嫡长子和没有继承权的非嫡长子，其中人数更多的嫡长子明显会站在给予他们合理继承权的中央一方，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刘氏集团的人数增多，同性诸侯王为了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势力，必将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激烈的争斗， 假以时日，之前有能力和资源抗衡中央的强大诸侯，必然会被逐个击破，最终中央可以极其优雅的完成政治整合。

综上所述，文帝的削藩手法更为稳健且又效果更佳，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道家思想比起儒家思想，更加被汉初 社会 所接受。

七国之乱虽然一度闹得轰轰烈烈，但是最终也在周亚夫的抵抗下宣告失败，此事之后，景帝的权力得到高度集中，刘氏集团也因为几大强者的失败，继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更深层的分裂和衰败之中。 看起来景帝是因祸得福，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七国之乱始于晁错以一己之力逼迫景帝快速进行削藩，因为没有预留给对手足够的消化时间，从而触动了诸侯王的底线。换句话说， 这些各怀鬼胎的成熟政治家在晁错的努力下，摒弃了之前的利己心思，达成了极度团结的政治同盟，而晁错也堪称以一人之力，搅动得天下不得安生。

晁错之所以着急削藩，本质上是希望自己承认和尊重的儒家思想再次成为统治者治国的核心工具， 然而通过七国之乱我们可以看出， 儒家在战国被纵横家压制，在秦末被法家击败，在汉初被道家笼罩，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由于儒家过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强行推动 社会 资源向中央靠拢，因此儒家思想无法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即使儒家子弟占据了话语权，强行推动儒家思想上位，也只能在混乱过后留下一地鸡毛。

参考文献：　

【1】《晁错论》

【2】《资治通鉴·汉纪·汉纪六》

【3】《史记·三十世家·外戚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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